垃圾转运线上的“暖心驿站”：一杯热水一句问候 温暖城市“摆渡人”

2024年7月起，甘肃省水利厅信息中心(xìnxīzhōngxīn)与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合作，启动(qǐdòng)甘肃省首次水利遗产(yíchǎn)调查。作为全国范围内首个(shǒugè)由高校历史学人负责技术工作的(de)省级水利调查活动，甘肃省首次水利遗产调查变“行政征集”为“主动调查”，通过学理论证形成标准化的文献与田野工作流程，对甘肃省黄河(huánghé)、长江及内陆河流域的100多项水利遗产展开调查并(bìng)建成(jiànchéng)完备(wánbèi)的遗产档案，其中河西走廊尤为重点。作为新兴的行业性文化遗产，公众对“水利遗产”尚不熟悉。以下由负责此次调查的兰州大学张景平团队成员结合自身研究历程，从文献遗产、工程遗产与非物质遗产三个方面，介绍(jièshào)河西走廊水利遗产调查中的主要收获。 一、报告与新闻的(de)“缀合” （七月）三十一日沿青草丰茂(fēngmào)处之山麓西行，此为全队长行一日。南望祁连，有杉柏生于山坳，苍翠微细；北眺(běitiào)山下戈壁及嘉峪西山，如(rú)在烟海中；东望文殊山孤卧讨赖河，其势如僵蚕；西望青头山，一大白峰挺峙绿草坡上。晨曦东上，清风拂衣，长列(liè)人马牛驮迤逦在绿草原上。追念汉武开疆胜迹(shèngjì)，吾人今日行经者，乃当年匈奴牧地。但(dàn)见空山寂寂，茂草(màocǎo)覆地，野花满山，大好青山仅供野兽游蹄驰骋及三五牧骑偶尔出没而已。 这是一段写作于1944年祁连山麓的(de)文字，流畅笔触下的边疆风物与家国之思外，舒缓欣然的情绪呼之欲出。文字作者(zuòzhě)是曾任中央大学教授的原素欣，旧学根底极佳，却并不研治文史，其职业身份是水利工程学家(xuéjiā)；此番深入祁连山专为踏勘河西走廊诸内陆河(nèilùhé)的水源地，上引文字即摘录自(zhāilùzì)原氏亲自执笔的《祁连山水源勘查(kānchá)报告书(bàogàoshū)》。彼时，抗战大后方最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正在祁连山北麓的河西走廊蓬勃展开，而原素欣即为总负责人。 众所周知，现代水利工程的设计需依赖翔实的长序列水文(shuǐwén)数据作为基本参考资料，而河西走廊现代水文观察在1940年代初刚刚全面铺开，工程师对各河流的径流变化规律、含沙量、冰情、极端洪水与枯水事件的掌握都极不充分。虽然原素欣(xīn)及其团队依据有限的实测数据、辅以(fǔyǐ)广泛访问耆老以及(yǐjí)开展水工模型试验确定了部分工程的图纸与施工方案，但原氏始终有惴惴之感。河西走廊诸河的水文特征(tèzhēng)究竟(jiūjìng)为何？其能支撑多大规模、适宜何种形式的水利开发？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一次深入的全流域(liúyù)考察(kǎochá)才能(cáinéng)有所推进，而水源地的考察尤为重中之重。 河西走廊诸河源头皆位于祁连山(qíliánshān)区腹地，地广人稀，其(qí)中西部地区的多数地方(dìfāng)至今无等级公路通达。19世纪末以来，俄国人(éguórén)奥勃鲁契夫、英国人斯坦因、瑞典人布林等分别在其考察报告(kǎochábàogào)中对(duì)各河源头进行(jìnxíng)勘察并绘制精度不一的地图，但鲜少国人进入。原素欣的考察改变了这一状况，其领导的考察队伍“共行四十一日、计程一千六百余华里”，对祁连山腹地黑河、讨赖河、疏勒河等河流源头进行细致(xìzhì)踏勘，详细记录气候、地质、植被、冰川等情况，并就河流水文特征得出一些(yīxiē)重要的初步认识(rènshí)。例如，考察队员认为(wèi)祁连山区的丰沛降水与冰川融水同等重要、共同构成多数河流的径流来源，后续几十年的研究证明这一判断；相形之下，今日多数非专业人士与环保主义者，仍然简单化地将西北内陆河水源认定为“雪山融水”。 图(tú)1 甘肃省档案馆藏《祁连山水源查勘报告书》封面与目录 原素欣此番考察成果丰厚，固然在于参与者的科学精神，更得益于(déyìyú)其获得的巨大支持。这支共计“三十五人、马四十二匹、牦牛二十六头”的考察队伍携带大量仪器，由驻军一路护送、藏族首领委派向导(xiàngdǎo)，地方政府给予充分的后勤物资(wùzī)保障。这样的官方支持在抗战大后方(dàhòufāng)堪称豪华，使得1930年代以来资源委员会、农林部、蒙藏委员会等在祁连山组织的各类资源与人文调查(diàochá)相形见绌。原素欣之所以能调动这些(zhèxiē)资源，得益于此前八个月(yuè)收获的一次特殊政治荣誉。 1943年，蒋介石听闻西北建设考察团长(tuánzhǎng)罗家伦(luójiālún)汇报(huìbào)，得知原素欣主持河西走廊水利建设极有成效，能够“深入民间，极得社会信仰”，而“仅穿着一件破旧之大衣，自甘度其清苦之生活(shēnghuó)”，遂命罗家伦向原素欣赠送皮衣一件，于11月(yuè)1日在兰州举行盛大的“授衣”仪式，时任第八战区长官朱绍良、甘肃省主席谷正伦等均到(dào)会出席。据甘肃水利林牧公司内部刊物《同(tóng)人通讯》刊登的新闻稿《总裁赠与原副总工程师皮衣记盛》记载，“授衣”仪式在愉快气氛中结束： 罗（家伦）团长以此时会场空气严肃(yánsù)，复请甘肃本省前辈水楚琴先生与(yǔ)海军(hǎijūn)耆宿萨镇冰先生演说，皆以诙谐之语调，盼望甘肃农田水利早日办成，先使(shǐ)人人有饭吃，再使人人有衣穿，更使人人有皮衣穿。五时许，此盛大之典礼，遂在全场欢笑声中圆满结束。 蒋介石之政治行为深具传统烙印，不但热衷与(yǔ)盟友(méngyǒu)结拜换帖，其驭下之法亦多从旧式(jiùshì)“人情”着眼。中原大战中，冯玉祥部骑兵突袭蒋之(jiǎngzhī)指挥专列，马鸿逵麾下团长韩练成“救驾”有功，其所受最隆重之奖励竟然是“编入(biānrù)黄埔学籍”，此无疑是追为“天子门生”之意；而对原素欣的“授衣”，不禁令人联想到帝王向近臣(jìnchén)颁赐衣物的举措，大约也希望广大技术人员“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作为早年曾加入中共、后留学德国的现代技术专家，原素欣对此不以为意，只(zhǐ)在答谢词中云：“本人此次领受此荣誉，当认为代表同人领受此荣誉。”这件“面子为雍兴公司之花呢、里边配以黑羔皮(gāopí)”的皮衣并未被珍藏，而是(érshì)立即发挥其实际(shíjì)功能，伴随原素欣行走流沙弱水之间，被其子侄后学戏称为“黄马褂”。正是这件原氏本人不甚措意的“黄马褂”，为其工作提供(tígōng)了某些(mǒuxiē)意想不到的便利。 图2 酒泉市档案馆(dàngànguǎn)藏鸳鸯池水库(shuǐkù)初建照片，穿着老羊皮袄的民国水利工程师（左） 1943年“授衣”仪式(yíshì)结尾，与三朝海军元老萨镇冰共同(gòngtóng)发言的“本省前辈水楚琴”即水梓(jíshuǐzǐ)，系民国西北政坛之(zhī)实力人物，自北洋时代起即担任甘肃省政府秘书长等要职，门生故旧遍布官场，1948年时仍作为国大代表积极协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被南京(nánjīng)报章(bàozhāng)称为“国大之水”。水梓的表态看似诙谐，实则表达了地方官绅的支持态度。在此之前，原素欣(xīn)的工作遇到诸(zhū)多掣肘。1942年鸳鸯池水库筹备施工以来，地方官员对工程建设之各种需求如民工征发(zhēngfā)、物资采买等消极对待，更有甚者试图染指工程款项。原素欣一介书生，常有(chángyǒu)支绌之感。及至“授衣”礼成，最高当局之嘉许、地方元老之首肯，原素欣调动资源的能力明显增加(míngxiǎnzēngjiā)。此前其一直试图深入祁连山调查水源，地方政府多以安全为由搪塞而不予配合。至1944年，与水梓颇有私谊的甘肃省第七行政督察区专员(zhuānyuán)刘亦常主动发起祁连山水源调查，郑重邀请原素欣具体领导，并联络驻军配合。浏览《祁连山水源勘查报告书》，精神(jīngshén)舒畅压倒(yādǎo)道路艰难，尽皆形诸原素欣笔端。 这样一则细微掌故(zhǎnggù)，反映出八十年(bāshínián)前工程技术人员被嵌入地方政治权力架构时的经历与心曲，后世史家自可(zìkě)深究之。然其细节之保留，需归功档案(dàngàn)(dàngàn)文献，上引《祁连山水源勘查报告书》与《总裁赠与原副总工程师皮衣记盛》，一为技术报告、一为时政新闻，均为原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档案室所收藏。该公司档案之渊源，颇有可观之处。 二(èr)、作为水利遗产的现代水利档案 民国中央当局对河西走廊水利事业的(de)特殊重视很早即见(jíjiàn)端倪(duānní)。“九一八”事变之后，宋子文游历西北，曾在杨虎城陪同之下视察尚在建设中的“关中八惠”等水利工程，从此对西北水利颇多关注。全面抗战爆发后，宋子文的重要部属、长期在中国(zhōngguó)银行负责农业贷款(nóngyèdàikuǎn)事务的张心一被甘肃省政府聘任为建设厅厅长。张心一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硕士学位，与闻一多、孙立人、梁实秋等人交厚(rénjiāohòu)，后迎娶黄炎培长女黄路，专业能力与交游网络均不容小觑。在张心一极力促成下，中国银行与甘肃省政府以三七比例合股成立(chénglì)甘肃水利林牧公司全力推动(tuīdòng)甘肃尤其是河西走廊水利建设，今日中国各地(gèdì)广泛(guǎngfàn)设立的水利投资公司即其流亚。该公司由宋子文兼任董事长，甘肃省主席谷正伦(gǔzhènglún)、建设厅厅长张心一与金融家束云章等人任(rénrèn)董事，聘请著名水利专家沈怡为总经理。 图3 甘肃省档案馆藏《甘肃水利林牧公司股东名簿(míngbù)》 沈怡留学(liúxué)德国研习现代水利(shuǐlì)，对中国传统典籍尤其是治水文献十分熟稔，十分注意搜求各类治水古籍。故沈怡在兰州下车伊始，即令甘肃(gānsù)(gānsù)水利林牧(línmù)公司从速搜求全省地方志，以为了解(liǎojiě)甘肃水情(shuǐqíng)、调解水利纠纷之用。沈怡还秉承其执掌(zhízhǎng)上海(shànghǎi)工务局(gōngwùjú)期间的一贯作风，极为重视文书工作与档案建设，并聘请秦翰才担任甘肃水利林牧公司主任秘书。秦翰才以左宗棠研究为文史学界熟知，但此仅为副业。其少年曾受张心一岳父黄炎培提携，文史功底俱佳且精通外语，长期在多个教育、经济、交通机关担任秘书，属于刀笔娴熟的一类人物(rénwù)。秦氏到任后即设计各类公文用笺，并向公司机关与下属机构印发(yìnfā)专门的公文制式以督帅执行，多次为各类秘书讲授各类公文写作要旨，立即(lìjí)使甘肃水利林牧公司以“公牍严整”震动地方。公司之指令公函、会议纪要、报表清册、技术报告、设计图纸乃至私信、便条，在完成行政流程后均不得滞留，概要求及时归档，事无巨细、井井有条，极利快速翻检。在沈怡积极倡导(chàngdǎo)、秦翰才具体执行之下，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档案无论数量与质量(zhìliàng)均极为可观。 1949年8月，第一野战军兵锋直指兰州。国民党(guómíndǎng)甘肃省(gānsùshěng)政府秘书长(mìshūzhǎng)丁宜中（代理主席职务(zhíwù)）组织省政府机关撤离兰州并携带重要档案(dàngàn)向西转移，甘肃水利林牧(línmù)公司档案也在(zài)计划带走之列(liè)。在资深水利工程师杨子英坚持下，这批档案未被带离且被秘密隐藏。兰州解放后，这批档案被完整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与(yǔ)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被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带走的大批重要档案，同(tóng)年9月有关人员在酒泉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投诚时已有大量遗失，不少档案下落不明。沈怡(shěnyí)用人偏向有海外背景者，聘请原素欣主持河西走廊(héxīzǒuláng)水利大局即为其表现，这使得国立浙江大学毕业、自1930年代(niándài)起久在西北服务的水利工程师杨子英等一度投闲置散，而沈氏(shěnshì)西北功业记录之保存却有赖杨氏周全，不能不令人玩味。民国时期，甘肃水利林牧公司之档案、图书实施一体化保管，这是贯彻沈怡在上海工务局期间推行“档案室图书馆化”的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档案被一分为二，大部分文书档案入藏(rùcáng)甘肃省档案馆，《同人通讯》杂志、单独成册的若干调查设计文件与沈怡下令征集的各类地方文献一起转入甘肃省图书馆收藏，均得到妥善保护，并受到西北近代史(jìndàishǐ)研究者的重视。只是长期以来，这批档案资料的运用一直在传统“开发史”路径下进行，故其中(qízhōng)的统计报表最为(zuìwèi)研究者所(suǒ)重视，其余多未深究。 2009年开始，笔者受业师张国刚教授派遣，在清华(qīnghuá)大学水利系王忠静教授指导下开启了水利史研究之路。彼时水利部与甘肃省政府正根据(gēnjù)国务院安排，联合(liánhé)编制《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综合规划》，作为技术总负责人的王忠静教授力邀史学工作者参与其中，笔者尚在清华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后进入清华大学水利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在现实治水需求牵引与水利工程学思维启发下，笔者渐渐发现在所谓“水利社会”之外，尚有另一重要(zhòngyào)研究路径值得重视，即现代水利事业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历史进程(lìshǐjìnchéng)。因此，甘肃水利林牧(línmù)公司档案自然跃入眼帘，比较之下深感其系统翔实似在顺直水利委员会、苏浙太湖(tàihú)水利工程局等民国著名水利机构档案之上(zhīshàng)，又较民国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严谨有序且易得(yìdé)见(jiàn)。依托这批(zhèpī)档案，结合其他史料为旁证，则1940年代甘肃水利建设尤其是河西走廊水利建设的诸多细节皆展现于目前，不仅可窥见时势与体制(tǐzhì)等大关节，亦能看出新旧交替(xīnjiùjiāotì)时代的个体遭际。除前引原素欣事例之外，清华同学张心一与赵宗晋围绕(wéirào)水利的交往还是又一生动(shēngdòng)实例。 甘肃(gānsù)金塔县(jīntǎxiàn)与酒泉(jiǔquán)县同属讨赖河流域，酒泉在(zài)上游、金塔在下游，酒泉常截断金塔水源，二者纠纷由来已久、素称难解。曾蒙孙中山为译著《日本民权发达史》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的(de)黄文中、与顾颉刚一起(yìqǐ)为西北官员讲授边政学课程的周济都(dōu)曾在金塔县长任上铩羽而归。1930年代中，赵宗晋出任金塔县长。这位赵宗晋是张心一在清华留美预备学堂的同年，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回国后，赵先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dǎngbù)任职，后任甘肃《民国日报(mínguórìbào)》社长。赵主持报纸期间，多揭露甘肃官场各种阴暗面。时任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委员的田昆山素以元老自居，私德不检，竟迎娶其亡叔之(zhī)妾，为《民国日报》执意揭露。田昆山为此与赵宗晋当面发生争执，进而发生肢体冲突。田因年岁较大且(qiě)久吸鸦片，哀号而逃。此事在甘肃官场产生较大影响，赵旋被免职，多年后始任金塔县长。田昆山则安排秘书凌子惟为酒泉县长，地居上游、处处掣肘，赵大感踧踖。适逢张心一回甘，赵遂借助(jièzhù)同年之谊请优先在金塔修建水库(shuǐkù)，由张说服沈怡，委派原素欣设计(shèjì)组织，集中一半以上资金在金塔县建设鸳鸯池水库，亦成为甘肃水利林牧(línmù)公司的标志性工程(gōngchéng)，一举消除酒泉金塔争水之痼疾。沈怡调任(diàorèn)交通部次长后，张心一为保证熟悉水利事务之人(rén)继续任事，又推荐赵宗晋接任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总经理，确保国人自行设计(zìxíngshèjì)施工的最大水库鸳鸯池水库于1947年竣工并荣膺“全国第一水利工程”。同窗之谊，在此成为建设的动力。工程建设期间，技术人员在工地文明化管理、民工福利保障与技能培训(péixùn)、协调建立新型水利管理体制等方面，产生远超灌溉(guàngài)之利的“溢出效应”，对区域(qūyù)社会(shèhuì)影响极大。以上诸端，皆可依据以档案为主体的史料拼接而来。 图4 1947年《联合画报》关于鸳鸯池水库竣工的(de)报道 现代水利事业不仅以大坝(dàbà)长渠与电站管网重塑河山，更以一种(yīzhǒng)全新的行业力量改写历史(lìshǐ)。围绕现代水利事业的政治与社会博弈如何进行、官僚体系(tǐxì)如何吸纳工程技术人员、现代水利事业如何作为一种治理要素并发挥作用，这些问题(wèntí)都不是(búshì)传统治水事务(shìwù)的简单延伸，而是深度融入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巨变并与无数个体息息相关，并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塑造了现代中国本身。记录这一宏大进程中的宝贵细节，唯档案可以胜任。现代水利档案，理应与传统时代(shídài)的河工漕运体系一道，成为中国水利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水利文献遗产中(zhōng)的长时段线索 2014年(nián)，由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主持的(de)“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评审正式进入中国，截至2024年已有38项中国灌溉工程入选。2021年，水利(shuǐlì)部(shuǐlìbù)正式下发遴选首批“国家水利遗产”的有关文件，明确水利遗产除工程遗产外还包括非物质遗产，涉及防洪、灌溉、航运等诸多类型，有关工作尚在进行中。其后黄河水利委员会与(yǔ)部分省区先后启动(qǐdòng)水利遗产认定工作并(bìng)发布相关名录。2024年起，甘肃省水利厅信息中心与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合作启动首批甘肃省级水利遗产调查认定工作，在以往(yǐwǎng)水利遗产认定工作的“自主填报+现场复核”程序前(qián)安排了“专业团队主动(zhǔdòng)调查”这一环节。主动调查中，首先(shǒuxiān)由史学工作者根据自身研究、结合水利部门的建议选定调查对象，其次制定出(chū)一套严格的文献与田野工作程序，最后充分借鉴文物普查与古籍调查等工作，为每一项遗产建立标准化档案。在遗产分类中，笔者与同仁(tóngrén)在国家水利遗产申报通知中规定(guīdìng)的工程遗产、非物质遗产外，新增文献遗产类型。这是笔者与同仁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图5 水利遗产调查组在酒泉市档案(dàngàn)馆翻检民国水利档案 无论是世界(shìjiè)灌溉工程遗产抑或尚(shàng)未正式出炉的(de)(de)国家水利遗产，都将尚在使用的水利工程视为优先选项，这与文物与其他行业遗产构成显著差别。中国治水事业源远流长，许多水利工程自建成之日起(zhīrìqǐ)就处于(chǔyú)不断改建过程中，动态进行的灾毁重修、除险加固与技术升级不断进行中，很难保持最初的基本样貌。著名如都江堰(dūjiāngyàn)，其分水鱼嘴的建筑原料从最初的竹笼(zhúlóng)变为元之砌石，最终演化为现代混凝土，而(ér)1974年外江闸的修建已事实动摇其无坝引水的工程原理。可以说，今日都江堰与战国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仅在功能与空间意义上保持高度一致，其内在技术原理已发生(fāshēng)重大变化，但不会有人否认都江堰作为中国代表性水利遗产的地位。历代积累的文献资料构建(gòujiàn)起完整而丰富的证据链条，使得我们窥见水利遗产演化发展的完整路径。 在另一个层面上，水利文献的遗产(yíchǎn)价值并不仅仅是(shì)作为技术资料而存在。相对于保留某种工程技术类型化石或活化石，水利遗产代表的治水精神与制度文化，以及其广泛的社会(shèhuì)经济影响更应为我们重视。只是这些非技术内容的时代书写往往各不相同，这使得水利遗产的超越性内涵往往处于变动不居中。大型水利工程(shuǐlìgōngchéng)如何影响到国家，潘季驯与冀朝鼎的认知必然不尽相同；河西走廊内陆河落后的水利技术导致不能水尽其用，民国工程师痛心疾首，现在看来则可能是意外保留一定生态水量，从而使得传统条件下的绿洲生态不致崩溃。无论历史借鉴或精神意义如何变化，历代(lìdài)观察者都需(xū)依靠文献不断(bùduàn)做出新的诠释。庞大水利文献体系的存在，亦成为(chéngwéi)中国水利遗产的重要特征(tèzhēng)，即便这些文献对应工程已湮没无存。此时，历史文献本身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水利遗产类型，而其中(qízhōng)蕴含(yùnhán)的长时段线索(xiànsuǒ)尤其应得到高度重视。 “水利(shuǐlì)”一词在英文中并无对应词汇，可谓深具中国特色，其本身就是(shì)文献塑造的(de)结果。自太史公于《史记(shǐjì)·河渠书》明确将防洪(fánghóng)、灌溉、航运作为“水利”三大内涵以(yǐ)来，“水利”词义在汉语系统中保持了长期(chángqī)稳定，并把国家视为不言自明的主体。站在国家立场，而非用水者技术指南的水利历史文献搜集整理具有悠久传统。明人王在晋编(biān)《通漕类编》、张国维编《吴中水利全书》，抄录与水利有关之各类历史文献并大致(dàzhì)以事类为纲排比，皆以裨益(bìyì)地方与中央兴办灌溉、漕运为初衷。清代黄河治理日益吃重，南河道总督张鹏翮组织编写《治河全书》，汇集上谕及奏章，作为黄河下游筑堤、抢险、疏浚等工作的直接参考资料。及至清雍正初年，傅泽洪、郑元庆纂辑的大型水利文献《行(xíng)水金鉴(shuǐjīnjiàn)》面世，以水系为单位穷搜载籍加以汇总，便于负责相关河流事务者翻检；其内容以防洪、漕运为主，兼及灌溉，范围则扩大至全国。这些文献已不仅是史料汇编，而且兼具制度与经典功能，在现代科学技术引入前(qián)成为决策(juécè)的根据、免责的依凭，深度(shēndù)形塑了帝制时代后期中国的水利格局，成为观察治水政治的重要窗口。水利活动(huódòng)中的国家行为方式，已成为中国水利文献遗产中最(zuì)重要的长时段线索之一。 图6 敦煌文书P.3560《沙州敦煌县行用水细则(xìzé)》 河西走廊地处干旱区，是(shì)无(wú)灌溉即无农业的(de)典型区域，灌溉秩序构成区域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之一(zhīyī)，维持相对合理稳定灌溉秩序成为区域水利事务的千年主题。河西走廊各地出土汉简中对“平水”等水利职官的记载、敦煌文书(wénshū)中《水部式》《沙州敦煌县行用水细则》的灌溉制度安排、黑城文书中《天盛改定新旧律令(lǜlìng)》中的水利内容，都记录(jìlù)了(le)国家(guójiā)在维持灌溉秩序方面的诸多建树(jiànshù)，相关断代历史研究者对此高度重视，亦为其他区域所罕见。民国时期，河西走廊以早期现代工程档案为代表的水利文献大量传世，其数量、质量均极可观。现代国家推动现代水利的历史进程跃然纸上，与汉唐时期对水利工程的严密控制遥相呼应，“国家水利”的兴起、展开、衰变、革命，在河西走廊水利文献遗产(yíchǎn)中一以贯之。 对史学工作者而言，研究对象的某些历史特性，在(zài)很大程度上即历史文献(lìshǐwénxiàn)的特性。历史文献不仅决定我们能在历史中(zhōng)能看到(dào)什么，更决定看到的究竟(jiūjìng)是什么。对于富有特色的区域水利文献，研究者应坚守但不株守，不应把历史文献的局限变为(wèi)历史研究的局限。宋元以降，以碑刻、渠册、地(dì)方志为代表的水利文献在山西、关中等地大量涌现，近三十年来学者据此研究与“水利共同体”相关(xiāngguān)的各类问题，华北地区(huáběidìqū)的水利社会史由此蔚为大观。相关文献在河西走廊存世数量极为有限，十几年来(shíjǐniánlái)笔者及同仁始终未放弃搜集；同时，对民间文献的搜集与海外文献的寻访也从未停歇，并在不断的“拼图”中与民国水利档案产生许多奇妙的暗合，使我们越发深入认识到水利在河西走廊历史中发挥(fāhuī)的独特作用，进而从中不断为现实(xiànshí)水利工作乃至更广义的边疆治理汲取历史的养分。拓展历史文献的边界，不仅是水利史研究的要求，更是(gèngshì)水利遗产建设的题中之义；不断丰沛的文献长河，涌动的是中国(zhōngguó)水利生生不息的行业精神。 图7 调查组成员在为甘肃省武威市清代水利(shuǐlì)碑刻录文作准备 张景平（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xuéyuàn)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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